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是不是妻子出去讲了?这个炸头炮是会干这种事的! 我原来以为会有一场恶战

2019-10-05 14:43 来源:烧瓤鲜沙虫网 作者:欢畅 点击:818次

  回去的路上我想着怎么向马厅长交待这件事。我原来以为会有一场恶战,是不是妻想不到风平浪静竟解决了。多亏马厅长在那里压住了台,是不是妻没人敢跳出来争抢。我越是感谢马厅长,就越是感到对不起他,也越是怕自己的工作受到他的牵制。他希望我说的话,我从反面去说了,这实在是没有办法的事情。我也没有力量超出人性的极限。我奇怪马厅长斩钉截铁地说对谁也能抱幻想,可他怎么还对我抱有幻想?我不想因为感恩而当个一事无成的傀儡厅长啊。谁又能放下自己?的确,没有马厅长就没有我的今天,如果当年他把我放在中医协会不动,不安排我去读博士,我这一辈子就注定一事无成了。到了这份年龄还当个老办事员,自己再怎么说人格坚挺,不为名利所动,是天字第一号忍者,是古往今来绝无仅有的踏雪无痕的圣者,那也是屁话!在文章中写写可以,轮到自己是什么滋味?谁能放下自己?连那些鼓吹放下自己的大人先生们都放不下自己,最后都露出了自己最重要最正确碰不得的尾巴,这倒使人们看清楚了,他们的鼓吹不过是抬高自己的一种方式。这些年我看来看去,也看出了自己尊崇的那些大人物们,也并没有真正的力量超越人性的极限。世上的好东西你不去竭力争取就没有,到死都没有,死后更没有,没人追认,根本就不是什么流芳千古的时代了。做个高人,隐者,君子?心如止水,冷眼看世界?恬然入定,谈笑说古今?老皇历翻不得了,人可不能骗自己啊!说到底还是要感谢马厅长。可也正因为如此,我不能在他的阴影下工作,我想做几件事,不然我坐在那里不是尸位素餐?

九月份那几幢宿舍楼快盖好了,出去讲了这基建处拟了一个选房的方案。这件事我没有管,出去讲了这是冯其乐管的,方案出来后交给我签字。我看了这个方案的主要目标,就是要让在台上的几位领导排在前面。有两条是特地为我设计的,正厅级比副厅级高五分,博士毕业的加五分。以前排队选房,厅级不分正副,这次加上了。厅里还有两个处长在读在职博士,但没毕业。我心里排了一下队,按这个方案,我可以排在第一位,虽然我的工龄没有别人长。冯其乐煞费苦心,但这太明显了,要别人说话的。董柳看了这个方案说:“反正又不是你定的,你谦虚干什么?你是厅长,当仁不让!”的确不是我定的方案,但别人早就为我精心算计过了。在这个份上的人,是无须自己过问的,说法就像影子一样紧紧地跟在身后跑。我说:“我说不是我定的,老百姓也不是大傻。”她说:“反正我就是看中了三楼东头的那一套,朝西当西晒,高了难爬楼,低了光线不好。”我说:“好事情都被你想到了,别人脖子上顶着的不是个脑袋,倒是只南瓜?”她说:“我去看那套房子都看出感情来了,别的我培养不出感情。”跟她说不通,我就不说了。有了这么好的房子,以前想都不敢想,当西晒又算什么?多爬一层楼,或光线差点又算什么?人不能把好事都想绝啊!第二天我跟冯其乐说了,要他把那两条划了。他试探说:“那,那……”我说:“我不敢太过,太过会转到反面去的。”他说:“那我再仔细算一下,至少保证厅里几个人不顶天立地吧。”个炸头炮救死扶伤仁心妙手德如浩月长悬尘世

  是不是妻子出去讲了?这个炸头炮是会干这种事的!

就是这么在冷风中跑了几天,会干这种事没有找到什么灵感。想一想卫生厅这几年政绩也实在不错,会干这种事下面的医院该二甲的二甲了,该三甲的三甲了,新的门诊大楼住院大楼也盖了那么多,马厅长的确不简单。那些大楼,就像一幢幢纪念碑,再过几十年也得承认这都是在马厅长马垂章同志手中建起来的。心中又盘算着今年春节时下定决心不怕牺牲也要去拜一次年,到时候说不出几句有力量的话来,岂不浪费一次机会?下一次机会还不知到哪里去寻找。想想过年不到一个月了,心里急得发痛。又咬牙切齿地恨着那些人,他们把该想的事都想尽了,也不给后面的人留个缝儿,让我也钻一钻。不去细想不知道,细想了才知道事情真不那么简单。这天晚上我去找晏老师,刚走到二楼丁小槐下来了,我马上转了身子往上走。丁小槐说:“咦,你找谁?”我说:“董柳在你家吗?”我想也没想居然随口就这么转了一个弯,我自己都感到惊异。他说:“不在。”我跟他一起下楼,一边说:“吃过晚饭就带一波出去了,我以为她带儿子找强强玩呢,一波就是喜欢跟你家强强玩。”我见鬼讲鬼话讲得像这么回事,连自己都没想到,我还是有点素质的吧。他说:“没来,没来。”我拍着自己的头说:“哪里去了!又冷又黑到哪里去了嘛!”往家里方向走去,看见丁小槐出了大院,又转了回来,在门口敲了两下,再两下,晏老师把门开了。我把这几天的情况给他讲了,叹气说:“事情真的不简单呢,拿放大镜都找不出一条缝来,让我也钻一钻。”他说:“简单了还等你来献计献策,别人的脖子上也不是结的葫芦瓜。”讨论了好久,还是找不到一个恰当的切入口。我想到尹玉娥因丈夫当计财处副处长很多年了还不见新的动静,经常拐弯抹角说些怪话,是不是可以拿她开刀?想讲出来又怕晏老师看小了我,一开始就把同办公室的人给卖了,也实在太那个了。可是不卖别人自己哪里会有机会?急了就不管那么多了。犹豫着终于放弃了这个念头。我说:“化工厅是扭亏为盈,煤炭厅是安全生产,公安厅是降低发案率,都有具体的指标。如今数字时代是数字说话,卫生厅几大数字都摆在那里,再也想不出什么新花招来。”他说:“慢慢想想,实在不行了我给你提供几发炮弹,拿着可以轰倒几个人。”想不到他也走到这条思路上来了。我说:“万不得已再说。”出门时他把门打开一条缝,探头看看,对我努一努嘴。我“嗖”地一下就闪了出去。就像预料的一样,是不是妻这件事通过冯其乐在厅里传开了。省卫视台不知怎么知道了,是不是妻派了两个记者来采访我,一问知道是丁小槐给的消息。人到一定的份上,就是有人会把自己没想到的问题想到。我对记者说:“六十万也不算一个什么数目,再说金叶置业来的人也是我一个熟人,别让他们难堪,就不报道了吧。”记者一定不肯放过我,我就提了个要求,用“某公司”来代替金叶,他们觉得这样效果差了点,但在我的坚持下还是同意了。对着话筒我讲了反腐倡廉关系党和国家命运的道理,又讲了领导干部要经得起金钱的考验,不能以为自己有什么特殊权力,手中的权力只是一个多作贡献的机会,要对得起党和人民的信任,要以“领导是服务,干部是公仆”的态度对待手中权力。记者一定要我讲讲事情的过程,我就把过程描述了一番,说到“戒烟”一段的时候,记者也笑了。第二天两个记者又来了,说领导很重视,希望我把过程描绘得更详细一些。没有办法,我又绘声绘色描述了一番。过几天电视里放出来,胡一兵打电话来说:“你现在是反腐败明星了,祝贺你啊!”这个话从他口里说出来,不是什么好话。我说:“其实我就是胆子小一点,其实是电视台的人缠着我要拍的。”他说:“向你学习,向你学习!”放下电话,我觉得我们朋友之间生疏了。连胡一兵都生疏了,我坐在这个位子上,其实是很孤独的。经历了这件事,我觉得自己有了道德的勇气,也有了道德形象,想在厅里办几件事出来。这样想着我心中有一股暖流出其不意地冲上来,我咬紧了牙闭了双眼把头偏向一边,忍着不让眼泪流出来。我感到了一种崇高,一种神圣,这种曾经熟悉但已经很陌生的感情笼罩了我。一时间我下了决心要在自己心中重建崇高,重建神圣。今天我有机会了,终于有机会了,我能不好好地认真地做几件事吗?我既然下了决心不发不义之财,就有了凛然正气,就不怕说几句硬话,做几件硬事。我对自己有了信心,我还能不相信自己吗?如果我自己都不相信自己,怎么叫组织上和群众相信我?厅政公开就是我想办的一件事,这个口号提了已经有几年,可没有人认过真,藏着掖着的事还不少。就说各处室的小金库吧,钱怎么来的?数额多少?怎么分配?连我都没有个底,几十个处室,要我一个个去过问,那不可能。要处长们自觉地自我约束,那也不可能。如果把底都翻过来,恐怕也够吓人的。我即使管住了一个两个重点处室,处长也会冲着我有意见,还会很委屈地说出别的处室怎样怎样,反过来将我的军,要求我一视同仁。我的想法,就是让群众参加监督管理,担子也不要压在我一个人身上,我根本管不了这么多。我把自己的想法跟丘冯几位说了,冯其乐说:“可能会有点难度,火一烧起来就会蔓延开的。”丘立原说:“现在农村都搞村政公开了,我们知识分子打堆的地方还不能厅政公开?老池这件事抓到点子上了。”冯其乐再没说什么。厅里作了决定,要把厅政公开作为下个月职工代表大会的主题,发动大家订出一些细则。我想着以后自己开着汽车到处飙就没有那么自由了,也要受群众的监督。为了做成一件事,我作点牺牲也是应该的。出去讲了这鞠躬尽瘁诤友良医我与万山同哭英灵

  是不是妻子出去讲了?这个炸头炮是会干这种事的!

决定了我就设想实施的方式,个炸头炮想来想去还是同学说的方式最好。晚上我对董柳说去写论文,个炸头炮躲到办公室去写那封信。写了三个晚上,反复斟酌,写完了这封长信。我不敢把信放在抽屉里,小心折好放在内衣口袋中。走到楼下,一看表已经是一点多钟。冷风吹在我烧热的脸上,我心中有一种踏实的感觉。一个人应该如此,一个知识分子更应该如此。我抬头望着天空,几颗冷星悬在那里,一闪一闪。我似乎越过了十多年的岁月,回到了从前。第二天我把信仔细看了一遍,又觉得有了问题。上面提到的一些数据,一些术语,还有调查的情况,都不是一个大学生所能详细了解的。我把写信者设计为医科大学的学生,又把调查的情况说得抽象一点。可这样一改就没有那么强的说服力和震撼性了,我又往回改了一点。写完后我跑到离厅里很远的一家打印社打印了,复印了几份,看着打字小姐把从信从电脑中删去,又交待她如有人来问不要说出去。回到家中发现信封上的字还没有打,而自己不能留下笔迹,又跑回去把地址也打好了,贴到信封上。贴的时候我想着自己整个操作过程都没戴手套,万一有人认了真来核对我的指纹呢?回到家中我戴上棉手套,用干抹布把信和信封都反复抹了几遍,想着指纹也不会有了。一共三封,陈部长一封,国家血防办一封,卫生部地方病研究所一封。真要发出去的时候我又有点紧张,犹豫着就把信在抽屉的一本书中夹了几天。我反复思考着每一个细节,又把复印的信拿出来再看一遍,想着会不会有什么问题,最后觉得是万无一失了。决心下了,会干这种事话怎么讲还颇费踌躇。越是大人物,会干这种事自尊心越是敏感,一句话没说好,哪怕是只有一点点暗示在里面,那就大错特错到月亮上去了。想起上次我去买西瓜,经常做生意的那个水果摊的西瓜没看上,看上了邻摊的贴着标签的新农一号。买了之后觉得很对不起熟悉的老板娘,已经走过去了又回头对老板娘说:“下次你应该进新农一号,这瓜品质好,容易走动。”刚说完老板从板车下跳了起来说:“你讲句好话吧,我的瓜不行,我的瓜什么时候比别人差了去,我今天都卖了几百斤了,你会看瓜?”我没料到老板睡在那里,吓了一跳,尴尬地笑笑走开了。平时老板对我亲热得不得了,怎么一下就变了脸?不是说好心就可以得到相应的回报的,一个瓜老板你都碰不得呢,还说是大人物?不能说是一样好东西就可以直统统地奉上去,那可不行,还得讲技巧,让他接受得舒适。这世界是为谁设计的?我想了又想,这话怎么说才好,说真的我对妻子儿子都没用过这么细的心思呢。小人物为大人物考虑,比为自己考虑还细密,也许大人物为自己考虑还没这么细致呢。

  是不是妻子出去讲了?这个炸头炮是会干这种事的!

看来这清理小金库的事是难得搞下去了。处室有抵触,是不是妻厅里戏中有戏,是不是妻难道叫我去直接发动群众,那不成了“文革”吗?就算把丁小槐们弄下去,换一批人上来,久而久之,事情还是事情,问题还是问题,也不会好到哪里去。那些意见最尖锐的人到了岗位上就会两样?他们那么激烈,无非是自己没有得到,心中刺着痛。把他们放在了小槐们的位子上,又怎么样?他们也并不是什么特殊材料制成的,人毕竟是人啊!

看着自己的儿子那感觉就是不同,出去讲了这这是没办法的事情。有时候我摸着儿子的头无缘无故地就鼻子发酸,出去讲了这想哭。我对董柳说:“这世界真是个偏见的世界,大家都这么喜欢自己的儿子,这个世界恐怕没有多少希望了。”董柳说:“要是大家都不喜欢自己的儿子,这个世界才真的没希望呢。”我觉得想倒也是,偏见是上帝的安排,这不是谁想取消就取消得了的。我说:“让你说偏见倒是个好东西。”我想着有偏见就有盲点,那么盲点也是个好东西了。这么想着许多界线都变得模糊,许多人都可以理解,做个好人也没什么意义了。想来想去我越想越糊涂,真不知道是先有鸡呢还是先有鸡蛋。决定了我就设想实施的方式,个炸头炮想来想去还是同学说的方式最好。晚上我对董柳说去写论文,个炸头炮躲到办公室去写那封信。写了三个晚上,反复斟酌,写完了这封长信。我不敢把信放在抽屉里,小心折好放在内衣口袋中。走到楼下,一看表已经是一点多钟。冷风吹在我烧热的脸上,我心中有一种踏实的感觉。一个人应该如此,一个知识分子更应该如此。我抬头望着天空,几颗冷星悬在那里,一闪一闪。我似乎越过了十多年的岁月,回到了从前。第二天我把信仔细看了一遍,又觉得有了问题。上面提到的一些数据,一些术语,还有调查的情况,都不是一个大学生所能详细了解的。我把写信者设计为医科大学的学生,又把调查的情况说得抽象一点。可这样一改就没有那么强的说服力和震撼性了,我又往回改了一点。写完后我跑到离厅里很远的一家打印社打印了,复印了几份,看着打字小姐把从信从电脑中删去,又交待她如有人来问不要说出去。回到家中发现信封上的字还没有打,而自己不能留下笔迹,又跑回去把地址也打好了,贴到信封上。贴的时候我想着自己整个操作过程都没戴手套,万一有人认了真来核对我的指纹呢?回到家中我戴上棉手套,用干抹布把信和信封都反复抹了几遍,想着指纹也不会有了。一共三封,陈部长一封,国家血防办一封,卫生部地方病研究所一封。真要发出去的时候我又有点紧张,犹豫着就把信在抽屉的一本书中夹了几天。我反复思考着每一个细节,又把复印的信拿出来再看一遍,想着会不会有什么问题,最后觉得是万无一失了。

决心下了,会干这种事话怎么讲还颇费踌躇。越是大人物,会干这种事自尊心越是敏感,一句话没说好,哪怕是只有一点点暗示在里面,那就大错特错到月亮上去了。想起上次我去买西瓜,经常做生意的那个水果摊的西瓜没看上,看上了邻摊的贴着标签的新农一号。买了之后觉得很对不起熟悉的老板娘,已经走过去了又回头对老板娘说:“下次你应该进新农一号,这瓜品质好,容易走动。”刚说完老板从板车下跳了起来说:“你讲句好话吧,我的瓜不行,我的瓜什么时候比别人差了去,我今天都卖了几百斤了,你会看瓜?”我没料到老板睡在那里,吓了一跳,尴尬地笑笑走开了。平时老板对我亲热得不得了,怎么一下就变了脸?不是说好心就可以得到相应的回报的,一个瓜老板你都碰不得呢,还说是大人物?不能说是一样好东西就可以直统统地奉上去,那可不行,还得讲技巧,让他接受得舒适。这世界是为谁设计的?我想了又想,这话怎么说才好,说真的我对妻子儿子都没用过这么细的心思呢。小人物为大人物考虑,比为自己考虑还细密,也许大人物为自己考虑还没这么细致呢。看来这清理小金库的事是难得搞下去了。处室有抵触,是不是妻厅里戏中有戏,是不是妻难道叫我去直接发动群众,那不成了“文革”吗?就算把丁小槐们弄下去,换一批人上来,久而久之,事情还是事情,问题还是问题,也不会好到哪里去。那些意见最尖锐的人到了岗位上就会两样?他们那么激烈,无非是自己没有得到,心中刺着痛。把他们放在了小槐们的位子上,又怎么样?他们也并不是什么特殊材料制成的,人毕竟是人啊!

看着自己的儿子那感觉就是不同,出去讲了这这是没办法的事情。有时候我摸着儿子的头无缘无故地就鼻子发酸,出去讲了这想哭。我对董柳说:“这世界真是个偏见的世界,大家都这么喜欢自己的儿子,这个世界恐怕没有多少希望了。”董柳说:“要是大家都不喜欢自己的儿子,这个世界才真的没希望呢。”我觉得想倒也是,偏见是上帝的安排,这不是谁想取消就取消得了的。我说:“让你说偏见倒是个好东西。”我想着有偏见就有盲点,那么盲点也是个好东西了。这么想着许多界线都变得模糊,许多人都可以理解,做个好人也没什么意义了。想来想去我越想越糊涂,真不知道是先有鸡呢还是先有鸡蛋。抗洪回来不久,个炸头炮我通过了博士论文答辩,个炸头炮几乎在同时,我被破格晋升为研究员。接着马厅长领衔的博士点批下来了,我又成了博导。出乎我意料的是,我的几个同窗也顺利地通过了答辩。同窗三年,我都没见过那两位书记主任,他们什么时候来上过课?我不知道,可这时他们都拿出了像模像样的博士论文。连任志强都嘟囔着说“这两个人是三次博士,报到来一次,送礼来一次,答辩拿文凭来一次。”他们已经到了心想事成的境地,这个世界就是围绕着他们设计的,连讲道理的方式,也是由他们的需要决定的,除此之外没有别的方式。所有的原则在操作中都变成了一纸空文,那些煞有介事的话讲给谁听的呢?这些大人物都把它当作玩笑,还能指望谁来听呢?想一想感到恐怖。再想一想也只能如此,要求设计者不按自己的需要来设计游戏规则,那合乎人性吗?他们拥有权力,这种权力唯一难以达到的地方就是更高的权力,其余的问题都不是问题。看清楚了这些我感到,自己还得努一把力,还得向更高的境地前进啊,算起来也只有一步之遥了。

作者:新婚燕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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